吴太祖大皇帝孙权，字仲谋，吴郡富春(今浙江富阳)人，生于下邳(今江苏徐州市邳州)。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。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，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。建安五年(200年)，孙策遭刺杀身亡，孙权继而掌事，成为一方诸侯。

　　建安十三年(208年)，孙权与刘备联合于赤壁打败曹操军队，建立了孙刘联盟。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，孙权派吕蒙袭取刘备的荆州成功，使其领土面积大大增加。黄武元年(222年)，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，建立吴国;黄龙元年(229年)，孙权正式称帝。孙权称帝后，设置农官，实行屯田，设置郡县，并继续剿抚山越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又多次派人出海。

　　黄龙二年(230年)，他派卫温到达夷州。孙权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，引致群下党争，朝局不稳。太元元年(252年)病逝，享年71岁，在位24年，谥号大皇帝，庙号太祖，葬于蒋陵。是三国时代统治者中最长寿的。孙权对武将能推心置腹，文臣就远远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。如同房间里的花盆，虽然也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，但更多的是为了美观，是种摆设，最重要的是：请靠边站。来看看文臣之首，孙权的开国功臣张昭和几任丞相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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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权在武昌称帝的时候，大封功臣，但有一个名人成了被遗忘的角落，那就是张昭。同事们开始见到张昭时，都拱手说恭喜恭喜，预祝将登丞相大位，张昭也自信满满。不久任职通知公布，大家都傻眼了，丞相叫孙邵。这可是孙权称帝后第一任大管家，但好多人还搞不清楚，这是谁啊?

　　他确实没有什么名气，在北方时曾担任过大名人孔融的秘书，孔融称赞过他有“廊庙才”，也就是国家的栋梁。后来跟着刘繇到了江东，追随孙权后担任过庐江太守。这样的人在孙权阵营一抓一大把。他任丞相三年，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无声无息地去世了。

　　那为什么不选张昭呢?孙权刚继位的时候，危机四伏，人心惶惶，张昭和周瑜一文一武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对稳定江东居功至伟，说是擎天柱一点都不过分。然而孙权登基后一次宴会上，口口声声只提周瑜，让张昭的老脸往哪里摆。他几次想站起来为自己辩驳，孙权都没有理他，张昭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就站了出来。孙权没有等他出口，冷冷地说：如果听张公的话，我们就要到别人那里要饭了。

　　这句话戳到了张昭的痛处，因为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张昭是主张投降的，这是他一生的污点。张昭知道大势已去，“大惭，伏地流汗”。孙权难道真不知道他立下的汗马功劳吗?完全不是，冷落是与张昭的性格有关。现在很多人都会说：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。其实从另一角度理解，就是他这个人缺少修养。

　　张昭说话就直，常常摆老资格，把自己当成是孙权的老师。看到孙权打猎，就说不要逞匹夫之勇;看到孙权喝酒，就说你难道想做商纣吗。要么是让孙权羞愧难堪，要么是逼着孙权当众检讨。孙权年轻时勉强能接受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对他的讨厌与日俱增。

　　这次谈话后，张昭很知趣，先是担任了一些虚职，后来以老病为借口，上书请求回家养老，孙权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。从此，张昭大多数时间就在家写书了。

　　孙权任孙邵为丞相是想告诉大臣：这个位置是个摆设，不要来跟我争权。孙邵去世以后，孙权的第二任丞相叫顾雍。顾雍小时拜蔡邕为老师，就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，学习弹琴和书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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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低调，沉默寡言。他被孙权提拔为尚书令的时候，他回家也不说，正常上下班。家人毫不知情，直到后来听说才大吃一惊。他越是低调，孙权对他越是尊敬，越是信任。他平时不怎么讲话，但开口必说到要害处。孙权感叹：顾君不说话，只要说了言必有中。

　　孙权遇到棘手问题，就会派中书郎到他家里去请教。顾雍如果是赞成孙权的意见，就会请中书郎吃饭，反反复复研究这个问题，然后客客气气地送他离开;如果不赞成孙权意见，就不请中书郎吃饭，也闭口不言。所以每次中书郎回来后，孙权就问：顾雍请你吃饭了吗?正因为他小心谨慎，从来没有当面顶撞过孙权，太太平平做了19年的丞相。

　　第三任丞相是名将陆逊。陆逊是浴血疆场的人，自然不会像顾雍唯唯诺诺，而且他战功赫赫，名望又高，信念就是“武死战，文死谏”。习惯了讲话很冲，直来直去，不会顾及到孙权面子。他对自己要求也严格，一个从来不犯错误、又没有缺点的人，怎么可能在领导头脑中留下好印象呢?

　　孙权对他这种“一根筋”虽然明里不说，但可以耍阴招。他任命陆逊做丞相，但一直没让他回建业，始终驻守在武昌。名义是上游的位置太重要了，离开了陆逊不行。实际上是要他远离朝廷，眼不见为净。

　　不久，陆逊又卷入两宫之争(孙权两子——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的斗争，后面还会提到)，孙权终于抓到了他的把柄，也是担心他威望太高，子孙们控制不住他，给他扣上大量莫须有罪名。狡兔死、走狗烹，陆逊无以辩白，忧愤而死。陆逊死后，家无余财。

　　第四任丞相是步骘。步骘是淮阴士族步氏的后人，和孙权的步夫人是同族。他最大的特点也是忍辱负重。年轻的时候，地方有个豪强叫焦矫，步骘为了和他处好关系，和一个朋友卫旌带了礼物去拜访他。到了他家焦矫正在室内睡觉，两人就在外面等待。

　　等了很久，卫旌受不了了，想要回去，步骘却很淡定，劝他要忍。焦矫醒来后看见了他们，也不请他们进来，让人在外面铺上席子，叫他们坐在室外。吃饭的时候，自己桌前堆满了佳肴美味，步骘、卫旌盘里只有很少的蔬菜。卫旌愤闷得吃不下去，步骘却把饭菜全部吃光。

　　能忍辱者必能成大事，步骘担任过交州(今两广及越南部分地区)刺史，交州比较乱，步骘去后逐一消灭了地方势力。步骘后驻守西陵(今湖北宜昌西北)有20年，曹魏的边境将士都敬仰他的威信。他性格特点是比较宽厚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不论是对谁都特别恭敬，衣饰、居处简单朴素，平时手不释卷。属于孙权欣赏的人。但是他担任丞相时间也很短，8个月后就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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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五任丞相是朱据，死于夺嫡之争。

　　朱据长得帅，文武双全，屡立战功，孙权把他当作吕蒙的继承人，还把女儿孙鲁育嫁给了他。朱据的特点也是为人谦虚，朋友很多，不看重钱财，俸禄赏赐很多但经常不够用。但他也只担任丞相一年，就卷入了两宫之争被陷害至死。

　　赤乌九年(246年)，朱据升任骠骑将军。当时正逢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两宫之争，而一贯支持太子孙和的丞相陆逊已经亡故，朱据于是与大将军诸葛恪、太常顾谭、会稽太守滕胤、大都督施绩、尚书丁密等继续拥护太子孙和，而丞相步骘、上大将军吕岱、右大司马全琮、左将军吕据、中书令孙弘等则依附鲁王孙霸，阴谋夺嫡废储。两宫之争使得吴国内耗不止，几乎陷入政治危机。

　　赤乌十二年(249年)，朱据接替已故的步骘继任丞相一职。朱据拥护太子孙和的意志十分坚定，每当谈及此事，其言语都十分的恳切认真，愿意誓死保卫太子孙和的坚决态度都从脸上表现出来。更多次上书维护太子孙和。赤乌十三年(250年)，孙权终于决定废除孙和的太子之位，将孙和幽禁起来，另将孙霸赐死。朱据与尚书仆射屈晃带领众大臣将军以泥涂首，将自己捆绑起来，到宫殿外为孙和求情，孙权十分反感，斥责他们无事找事。

　　其后朱据上表进谏，孙权大怒，将无难督陈正、五营督陈象满门诛杀，朱据与屈晃被拖进宫中，杖打了一百下。许多官员都因劝谏而获罪，史载“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”。朱据后来被贬为新都郡丞，还未上任就遭到中书令孙弘进言诬害，当时孙权病重，孙弘就伪造诏书赐死朱据，时年五
三国马谡是一个怎样的人?历史上的马谡真的没有才能吗

　　马谡是个战略家，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般死读兵书，不堪大用。之所以让人产生如此印象，无非就是马谡在防守街亭中犯了教条主义错误，最终导致街亭失守，使蜀军陷入了军事上的被动。

　　为严肃军纪，鼓舞士气，诸葛亮不顾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的客观实际，直接来了一个略带表演成分的“挥泪斩马谡”。看起来是执纪严明，不徇私情，其实却是在为自己用人不当推卸责任。见诸葛亮悲痛，众将纷纷劝慰：“今幼常（马谡字）得罪，既正军法，丞相何故痛哭耶？”不料诸葛亮却说道：“吾非为马谡而痛。……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，曾嘱吾曰：‘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’今果应此言。乃恨己之不明，追思先帝之言，因此大痛也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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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看看，刘备早就说过马谡“不可大用”，而此时的诸葛亮也终于“悔悟”了。前后对照，极尽渲染，这就很容易地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，那就是马谡的确是一个难托大事的无用之人。但问题是，以马谡自身之才能，诸葛亮却非要将其放到一个把关守隘打阻击的位置上，究竟是“大用”还是“小用”呢。

　　其实，纵观马谡的军事生涯和种种表现，也并非如刘备所说的“不堪大用”，而是不可“大材小用”。战略家的长处在于，通观全局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当然缺点就是缺乏执行力，如果让其带兵打仗，阵前厮杀，分明就是弃长就短，自寻死路。可惜的是，这样一个可比“汉之张良、陈平”一级的人物，因了诸葛亮的存在，在刘备眼里也就显现不出水平了。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说，临死还留下了“不可大用”的遗言，可谓是一棍子打死不偿命。

　　还好，尽管刘备先生有言在先，诸葛亮还是没有小看马谡。见“马谡高谈阔论，甚是爱之，愈加敬重”，但诸葛亮的这种关爱和重视，不是着眼长远和大局，喜爱马谡也仅供个人驱使上便利。如此一来，马谡也就只能当做冲锋陷阵的“鹰犬”、“走狗”来使用了。而这，本就不是马谡的长项。

　　说马谡是个战略家，并非凭空高估，全无根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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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想当年，诸葛亮南征孟获，临行之前，诸葛亮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，唯独向马谡请教，可见马谡在诸葛亮心中的位置。见诸葛亮垂询，马谡站在宏观全局角度，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愚有片言，望丞相纳之：且蛮夷之地，恃其地远山险，不服中国久矣；虽今日便破之，明日又复反矣。丞相大军到彼，必然平复也。但班师之日，必用北伐曹丕；蛮兵若知内虚，其反亦速矣。若尽诛蛮夷种类，非仁人之心，又不可仓促除也。夫用兵之道：‘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’愿丞相但服其心，足以服蛮夷矣。”此言一出，诸葛亮不禁大加赞叹：“幼常足知吾肺腑也！”正是有了马谡的建言献策，才有了诸葛亮的“七擒孟获”的攻心之战，也才有了蜀国南方的长治久安。

　　话又说回来了，尽管是马谡提出的建议，但如果让其亲自到南方征讨孟获，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

　　如果仅此一事还不能说明马谡之能，而接下来的另一件事就更能看出马谡的长于谋略。却说曹丕死后，诸葛亮想趁此北伐，但畏惧司马懿掌雍、凉兵马，久后必为蜀中大患，因此想先起兵伐之，以绝后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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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诸葛亮考虑的并非没有道理，但如此一来，劳民伤财不说，还要走不少弯路。对于长途跋涉、远征北伐的蜀军来说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这时马谡却献计说道：“不劳丞相张弓只箭……司马懿虽是魏朝大臣，而曹叡平素疑之。何不密遣人亡洛阳、邺郡等处，布散流言，说此人欲反；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，遍贴诸处，使曹叡必疑，必然杀此人也。”此言一出，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诸葛亮立即安排得力人等依计而行，最终司马懿被削去兵权，赋闲在家，为诸葛亮北伐扫清了障碍。

　　从这两次的事件看，马谡的确是有大谋略、大智慧的。像这样的人，只要赋予合适的岗位，定然会发挥出相当大的能量。俗话说：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而马谡，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将军那么简单。由此看来，马谡的“不堪大用”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刘备的压制和漠视造成的。而丢失街亭，显然是诸葛亮用人失察所致。

　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：假若马谡犯的是教条主义错误，那么这个错误的始作俑者定是诸葛